Jonah C.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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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義？工作的目標？人生的方向？新科技自稱源自於人性，新經濟號稱可以為人類帶來更舒適的生活，但是你我都清楚，不論景氣好壞與否，現代人的工作時間已變得愈來愈長，生活也愈來愈焦慮，生命的意義也在各種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夾擊下被遺忘。忙、茫、盲，現代人的痛苦不減反增。
本書認為資訊科技的進步是造成買方市場興盛的主要原因，這的確讓消費者擁有更多、更好的選擇，但也因為每一個人除了偶爾扮演消費者的角色之外，大部分的時間都只是一個生產者、勞動者，此時的角色就陷入很大的困境，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裡汲汲營營。消費的愉悅與生活的舒適僅是短暫的，最終，是生活品質的全面淪陷。

作者並沒有全盤否定新經濟與新科技所帶來的好處，他也不贊同世人應該學習梭羅搬到湖邊居住，靠自己的雙手來滿足基本的物質需求。雖然社會與經濟趨勢迫使多數人必須以符合經濟價值為行動準則，但是價值觀是可以改變的，選擇仍在每個人手中。回頭太難，但如何讓自己生活得更有品質，卻有可調整的方向。

請暫時放下你手邊的工作，好好讀書、思考，讓生活不再只是工作。(文/ 莊友欣，文字工作者)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一九三○年大蕭條時，經濟學家凱因斯曾樂觀預測，到了二○三○年，英國經濟將會成長七倍，每人每週只要工作十五個小時。

他只講對了前面一半。

新經濟確實讓人們能迅速累積財富，擁有美好的物質環境，但它無情的篩選機制，也讓每個人的生活四分五裂，工作得昏天暗地。

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下，成功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如果我們對艱困的現實毫無抵禦能力，該如何給自己、家人和社區留下適當的空間？

這本書可以給你一個不同的視野，幫助你思考這些問題。

作者羅伯‧萊奇曾任美國勞工部長，為了追尋家庭生活而毅然請辭。這段經歷讓他重新檢視個人生涯，也對全球經濟變化有新的體認。他並不勸告大家放慢腳步、享受生活，而是希望讀者認清新經濟的本質，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

新經濟趨勢並非不可扭轉，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也不是遙不可及。問題在於：我們是否真的願意抗拒賣命工作的誘惑？

作者簡介

羅伯‧萊奇（Robert B. Reich）

美國布蘭迪斯大學社會與經濟學教授。曾於柯林頓主政期間擔任勞工部長（1992-1996），推動多項法案並改造勞工部，但因有感於犧牲了家庭生活，任職四年後即自行請辭。他是政論雜誌《美國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的共同創辦人及主編，文章散見於《紐約客》《亞特蘭大月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

對於新經濟的變化，萊奇自有一套獨特的看法，本書記述他對新經濟的觀察結果，也提出他如何重新詮釋及思考工作與生活的問題。

萊奇的其他著作包括《國家的職責》（The Work of Nations）、《困在內閣》（Locked in the Cabinet）等。最新消息是正在參選麻州州長。

內容連載

當收入變得不穩定、工作前途難保，人們會怎麼做？答案是，人們會更勤奮工作。不但工作時間加長，也會更拚命。

根據官方統計，美國人的平均工作時數比以前多，儘管增多的幅度存有爭議，有些學者甚至不這麼認為。美國普查局每年春天都要抽樣調查五萬個家庭，問題包括去年工作幾週、每週工作幾小時等等。這種問法不是很精確，因為有些人不記得自己的工作時數，有些人則會誇大（會自以為工作時間很長，就算不是也不好意思承認）。工作時間和非工作時間的界線也很模糊：什麼時候算工作結束？儘管如此，這項調查還是現有最好的資料，因為同樣的問題每年都問一次，至少可以粗略看出工作時數是增加還是減少。

根據這項調查，工作時數正在增加。美國成年工作者平均每年要工作兩千小時，約比二十年前多出兩週。在一九九九年，有子女的中產階級夫妻每年合計要工作三千九百一十八個小時，比一九八九年之前多出七週。

美國人的工作時數比以工作狂著稱的日本人還要多。日本人現在的工作時數大概和美國人在一九八○年時相等。而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正當美國人工作時數增加時，其他先進國家的工作時數卻在減少。在一九八○年代末之前，美國人的平均工作時數大致和歐洲人相當。到了今天，美國人要比歐洲人每年多工作三百五十小時。在法國，工作時數從一九八○年代的一千八百一十小時降到一九九○年代的一千六百五十六小時。（但隨著經濟型態向美國看齊，我們可預期歐洲人和日本人也會更賣命工作。）

增加家庭收入

美國人工作越來越賣命的最主要原因是要增加家庭收入。很多女性之所以在一九七○年代末和一九八○年代進入職場，是因為老公的薪水不升反降。就像前面所講的，二十世紀中的大規模生產體系正在崩解。這個體系曾經把美國藍領勞工帶入中產階級，新經濟卻將美國藍領勞工踢出中產階級。在一九七九年，一個學歷在高中以下的三十歲全職男性的平均年薪是三萬兩千美元（以今日幣值衡量）。今天，同樣三十歲的人卻比以前少賺五千美元。為了填補這個差距，因此有更多婦女出外工作，或延長工作時間。

其他事情也跟著發生。單親父母越來越多（大部分是女性）。單親家庭在三十年前還不到一五％，現在則超過三○％。一般認為這種趨勢是女性進入職場的另一個原因。但真正的因果關係可能剛好相反：離婚或不婚女性會越來越多，正是因為她們現在有工作，而男性的經濟優勢正在喪失。如果老公或男友的收入下降又不體貼，而妳可以自己養活自己，妳幹嘛還要幫他做家務？

打鐵趁熱

補貼男性的收入並不是賣命工作的唯一原因，因為高收入者也比以前更勤奮。那還有什麼原因呢？前面已經說過，幾乎所有人的收入都變得不可預期。也許你今天能賺很多錢，但明天收入可能就減少，下禮拜更可能一毛都沒有。在工作穩定的舊經濟時代，你能夠合理預期未來會有同樣的薪水，而且會照通貨膨脹率往上調，所以你有信心貸款買車、買房子。至於現在，你不曉得未來能賺多少錢，但你還是要付車貸和房貸，還是要付一兩張甚至十張信用卡的費用，每個月還是會收到瓦斯費和水電費的帳單。你如何在不可預期的收入和可以預期的帳單之間求取平衡？

這就是新工作型態影響所有人卻很少被討論的特點：為了支付「明天」的帳單，「今天」得更拚命。由於無法預期未來的收入，只要目前工作的收入還不錯，人們就會拚命去做。人們同時也陷入負債，但債務只會讓人們有更大的壓力去把握每個稍縱即逝的機會。也就是說，打鐵必須趁熱。

藍領勞工在舊經濟時代也會想「加班」，因為他們不知道有加班機會的榮景何時會結束。但在繁榮的一九九○年代，時薪勞工的加班時數比以往要多。有些加班是非自願的，因為公司不想增加員工，而美國的勞動法規又允許公司要求時薪勞工加班。但有更多勞工就算公司不要求也自願加班，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收入和工作有多麼岌岌可危。他們得趕緊加班，因為以後可能沒有加班機會，甚至連工作都沒有了（自願加班者變多的另一個原因是已婚者越來越少，所以不像以前那麼想回家）。公司可能在任何時候「減肥」或移到海外，或和另一州的公司合併而搬家，而勞工每個月還是有帳單要付。

即使專業人員和管理者也得打鐵趁熱。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在這些人當中，每週工作超過五十小時的比例比一九八五年多了三分之一。他們比其他職業的人更賣命工作。將近四○％的男性大學畢業生和二○％的女性大學畢業生每週工作五十小時以上，這個比例是高中學歷以下者的四倍。

這是怎麼回事？前面說過，雖然很多人名義上是「全職員工」，但越來越多人的薪水取決於佣金、收費時間、績效獎金、補助款和接案數量。他們根本不知道六個月以後會賺多少，連下個月都不知道。當公司和非營利機構為了變得更靈活而忙著把「固定」成本（例如人事費用）轉化成「變動」成本，它們就是將不可測的市場風險轉移給員工。但員工也有自己的「固定」成本，例如貸款和水電費。結果，即使是高收入的工作者都得趁有工作的時候拚命工作，以備不時之需。

我有一個朋友最近剛當爸爸。他現在在紐約一家顧問公司，每週工作七天，一天十四個小時。他說他不想這麼拚命，尤其現在又有小孩。公司裡也沒人要他工作這麼久。事實上，這家公司正在塑造「家庭之友」的形象來吸引其他年輕人才。但他說問題在於這是一家小公司，業績起伏不定。所以他認為，只要有工作進來，就該投入全部時間。

正如我再三強調的，在新經濟中，消費者有無數選擇，可以立刻改變決定。所以如果你是炙手可熱的賣方，你得盡量利用機會。安迪‧沃荷有一句名言：未來每個人都有十五分鐘的出名時間。現在看來只有三十秒。在強調吸引力（要「炫」、要「酷」、抓住時尚潮流）的新經濟中，人們有更大的壓力要拚命抓住機會，趁鐵還熱的時候拚命敲打。

賺更多錢

過去幾十年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是新經濟使人更賣命工作的最後一個原因。人們在經濟狀況不如預期的時候，自然會被迫更努力工作。但這種強迫感也影響到高收入者（這些人在新經濟中賺到的錢遠多於在舊經濟時）。你可能以為他們想要少工作一點，因為他們的錢已經多得花不完。但你錯了。

即使先生的收入自一九七○年代以來是上升的，許多太太還是要出去工作，而且努力的程度不遜於那些因為先生收入下降而被迫出去工作的婦女。如果先生有大學學歷，雖然他的收入比一九七○年增加了許多，太太還是會賣力工作；這對夫妻每年工作時數增加的總和是先生學歷不到高中的夫妻的兩倍。唎如果太太也有大學學歷，她賣命工作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九七○年時，嫁給大學畢業男性的大學畢業女性中只有不到四○％進入職場。到了今天，雖然先生的薪水已經高出很多，這些婦女在工作的比例卻上升到四分之三，有小孩的婦女比例更高（這就是為什麼家庭所得的差距會比個人所得的差距擴大得快）。

為什麼不必工作的婦女也要這麼努力？因為她們不只在工作中找到樂趣和滿足，還比以前賺得更多。女性的工作野心大幅提高：在一九六八年，有將近四○％的大學女生想當老師。六年之後，隨著各種高收入職業門檻對女性開放，只有一○％的大學女生想當老師，這個比例一直持續到今天。同樣的趨勢也出現在單親家庭。高中畢業生的工作量比三十年前多一六％，大學畢業生則多二○％。

這是有道理的。隨著所得差距拉大，高收入者可以賺到的錢比以前多出很多，所以減少工作的代價是巨大的金錢損失。假設有一份工作的收入是原來的兩倍，但每週得減少兩晚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如果你推掉這份工作，等於因這兩晚家庭時間而犧牲一大筆錢。即使你家不急需用錢，這筆錢仍可以讓你們過得更舒服、更有安全感。從損失的金錢來講，這兩晚和家人相處的時間比以前更「貴」了。

大約一年前，我兒子參加一項大型跨州賽跑。我下定決心不能錯過，畢竟我是為了多陪孩子才離開華盛頓的職位，我沒有任何理由不去看這次比賽。然後我接到一通電話，問我是否願意到另一個城市去參與一個案子。非常不巧的是，這個案子竟然和賽跑在同一天早上開始，一天都不能延。如果我一開始沒有加入，以後就不用加入了。這個案子的酬勞高得少見。我在接到電話以前還滿心期待要去看比賽，現在卻陷入困局。我無法魚與熊掌兼得。最後我決定回絕這個案子去看比賽。我很高興能做出這種選擇，但我也希望自己真的沒有一絲悔意。那個星期六，我心裡一直在想這場比賽有多「貴」。在接到電話以前，看比賽的代價原本是零，現在則是一大筆錢。

我的選擇已經夠難了。要是錢更多呢？這就是高收入者碰到的難題。比方說，有一個家庭想減少工作時間—先生想換個可以多陪陪小孩的工作，太太想改做兼職好參加社區服務，這會使家庭總收入從全國最高五％的階層降到最高二○％的階層。二十年前的所得差距還沒有那麼大，這種決定會讓家庭收入減少二九％。這已經是很大的犧牲，但和今天減少四四％相比算是小巫見大巫。唃一個願意減少收入二九％的家庭不見得願意減少收入四四％，他們會認為這種犧牲不值得。

我在序言中提過，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曾在大蕭條時期預測，到了二○三○年，英國人會比以前更富有，工作時間會大幅減少。他只講對前面一半，後面一半則是錯的。

這不表示我們不能讓生活更簡單。我就認識很多自願簡化生活但過得很開心的人。我自己也曾逃離華盛頓每天十五小時的工作，改待在波士頓每天工作九小時，而且甘之如飴。本章的目的不是教人該怎麼做，只是要說明為什麼在當前的經濟結構下很多人都無法做到這一點。

自願簡化生活的人只是少數。我看過好多份近幾年的民意調查，大多數美國人都表示願意為了收入而努力工作。過去的調查結果則非如此，這似乎表示美國人的偏好改變了。研究者看到美國家庭現在的工作時間，再和過去相比，可能會認為這只有用偏好改變才能解釋。但是美國人的言行要看他們的處境而定。只要未來的收入更不穩定、競爭更激烈、所得差距更大，美國人就會更賣命工作。但如果工作結構和報酬結構不同，他們就可能會「想」減少工作時間。

美國人工作更賣命不是因為他們打從心底「想」這麼做，而是因為直接面對多變的市場。我們可能爬到高峰，也可能跌到谷底。我們不知道可以爬得多高、跌得多低，也沒辦法預測什麼時候會有什麼機會。我們只知道要盡全力抓住所有的機會。歐洲人、亞洲人和世界各地的人都逐漸成為同一體系的一份子，到時候他們可能也「想」更賣命工作。

一般民調沒辦法問以下這些更深入的問題，因為它們太難回答，而答案又太難理解：我們真的想要這樣的生活和工作嗎？我們願意為繁榮付出多高的代價？